，只要长期发展下去，一定都会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因为阶级调和的劳资两利论调中，永远是把国家政府处在一个超然于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地位上，这种把国家政府绝对化、神圣化的措施，无疑是法西斯的最大温床。

    如果法团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更强，就是社会法团主义，如果国家对法团的控制力强一些，就是国家法团主义，后者就很容易演变出法西斯主义了。

    像后世澳门选举中的法人团体和香港立法会中的功能组别，就属于法团主义的范畴。

    所以林淮唐也是强调，法团主义的国大模式只能在过渡时期沿用，这个过渡时期严格规定起来是不能超过四、五年以上时间的。

    如此制度设计，也实在是因为民国的工业基础太薄弱，无产阶级的队伍规模又太小，无产阶级还缺乏仅仅依靠自己一个阶级来进行专政的实力。

    首先要知道破产农民虽然也是无产阶级的一份子，但执行分田的土地改革以后，小自耕农就会迅速转化为小资产所有者，这时候就不能再认为其是无产阶级的一份子了。

    所以如果社会党现在就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模式，就等于是要仅仅依靠几十万一百多万的工人去统治四亿人口的中国，完全是不现实的。

    那么由工农联盟来实行专政呢？由小资产所有者的自耕农与工人阶级来进行联合执政呢？

    那对林淮唐希望推动的工业化计划而言，就将是灾难性的结果了。

    自耕农不仅是无时无刻不在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小资产所有者，而且还是小资产所有者中最保守的一类。如果林淮唐采用普选原则的国会模式，那么社会党依靠乡村农会控制的大量人口，完全可能光明磊落的赢得一场更大的选举胜利，但结果就是社会党将演变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党，而工人阶级也就将丧失领导权。

    以目前民国农民和工人的人口比例，如果遵照完全平等的普选原则来进行选举，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要知道在后世，直到建国以后第一次进行人大选举的时候，宪法还必须规定城市居民的投票权权重是农村居民的八倍，才能勉强维系工农联盟的平衡，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在林淮唐的印象里，人大城乡居民的投票权重差距，直到1993年的时候才被改为四比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城乡居民才真正拥有了平等的投票权。

    人大模式是考虑到了中国当时的统计手段还比较落后，所以采用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方式，按户籍划分投票权重，并没有考虑到农村居民可能也是工人，而城市居民未尝不可能是农民。

    像同时期的苏联，统计手段比较发达，苏维埃的选举办法中就是严格按照阶级属性，规定工人的投票权重是农民的五倍。

    所以即便林淮唐要在中国搞普选制的选举办法，也是必须要区分出工农之间不同的投票权重。但以民初的舆论环境而言，这种做法是较难于被人们所接受的，因此还不如采取法团主义的模式。

    社会党的打算，是规定二十二个法团，由这些法团内部选举出国大代表以后，再组织一院制的国民大会。这二十二个法团，在权重上，大概是按照工会系45%、农会系30%、其他类别25%的比例进行组织，如此社会党可以依靠自己对于法团这些工农会团体强大的控制力，确保本党对国大的绝对领导权，同时又能依靠法团内部的权重比例，确保工人阶级对国大拥有最大的影响力。

    这样设计，一般舆论也更易于接受一点，不至于使人产生农民低人一等的感觉。

    而在其他类别的25%比例中，则不仅可以塞进去一些用于统战维稳的席位，而且还可以用于安排诸如边疆民族代表团或者落后省份代表团的席位，对未能参加任何法团的一般公民，也可以安排到这一类中。

    至少在形式上这是相当具有民主色彩了。

    至于乡镇一级的基层国大，就是在选民结构中，尽可能保证产业工人在各基层国大中的领导作用，同时限制但并不排斥小资产阶级参与到国大的选举与被选举当中。

    在选举方式上，则是召开各行业的劳动者大会、学生大会和党组织的会议选举产生乡国大代表。

    考虑到目前社会党的干部数量如此之紧缺，所以林淮唐甚至认为乡政府一级应该采取议行合一的模式，由群众直接依靠乡国大一元化管理乡村事务，从而减少基层职业脱产官僚的数量。

    乡国大将同时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而不需要在乡国大之外再重复设置一个乡政府，这样乡镇一级所需要的基层干部就可以减少三分之二以上。

    这样一套制度设计，固然会导致一大批投机分子趁乱涌入工会团体中，但本来这也是今后很难避免的事情，否则林淮唐又有什么必要时时刻刻提清党和整风呢？

    好的一方面，则是法团主义的国大模式能够确保凸显出工会团体的重要性来，这与林淮唐极力希望促进产业工人规模扩大的愿望是相符合的。

    而且乡国大的一元化管理模式，既可以减少基层脱产官僚的